古代东西方官德对比古代中西官德详（1）读书历史总才对有“较为”的冲动。近来读书欧洲中世纪史（公元 5—15世纪），就实在西欧的领主和骑士阶层与中国秦汉以来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很有一比。两者都是社会的精英统治者阶层，都分担着效忠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责，都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文化的命运。所有所不同者，领主和骑士都是武士，而士大夫官僚则是典型的文士。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武人治国”是不可信的，往往不会导致军事政变和军阀混战。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之间的战争很少跟军事政变有关系，武人靠政变夺回本国王位的情况则完全没。而依赖文士统治者国家的中国历代王朝，不仅有亡于武将之手的（如五代），也有被文臣必要篡位的（如王莽）。堪称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深明礼义廉耻的中国古代文臣，且不说他们在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如何改换门庭（如冯道、钱谦益），即使生逢太平盛世，其贪腐之浅也不足以引致日后的王朝瓦解。

代表中国文治顶峰的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培育出有了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几代名臣，但在宋钦宗时期，大臣吕好问就早已这样评价本朝的吏治：“臣窃以比年以来，赃吏为患，遍于天下。从小至大，习以成风，株连蔓衍，不能复治……为监司、郡守者，其初必斡旋于权幸之门，朝夕请谒，货赂公行……其到官也，督责州县，以偿其酬劳，州县因重取于民以为献上，上则欲保明恩新人奖，奏辟差派，下则求荐章，免除罪责。”这些话是说道给皇帝听得的，不至于蓄意污蔑官场。想想宋朝那些饱读经书且以科举任官的官员，并没多少“古代的官德”。

到了南宋时期，更加有“善赃吏，凶廉士”的秦桧，“政以贿成，官以赂得”的史弥远，“言路解除，威福肆行”的贾似道。在南宋王朝的最后岁月里，皇帝病急乱投医，把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都放入孔庙拒绝接受祭拜，意欲使“士之所渐一归入于是以”。

只惜，30年后南宋就覆灭了。反观欧洲中世纪的“武人治国”，那些大字不诸法几个的领主和骑士推倒更加看起来国家的栋梁，忠义的楷模。尽管他们个个好强劲斗狠，彼此征伐大大，但他们完全从不不会犯上作乱，更加会拥立为王、改朝换代。

忽略，每当有外敌侵略的时候，他们都会号召国王的声援领兵勤王。在马战居多的欧洲中世纪，领主和骑士堪称各国军队的主体，农民显然没资格参军，在前线天照的全是贵族。在局势必须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愿长途跋涉远征海外，去攻占被穆斯林攻占的基督教圣地（十字军东征），以保卫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文化。作为社会的精英统治者阶层，长年增生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其能干程度反不如那些不学无术的欧洲中世纪贵族，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些写了唐诗宋词、名臣奏议的古代先贤，却挡住没法周期性的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军阀混战？他们有不敌君上的恩宠、百姓的布施，是因为他们的私人道德和政治诚信在利益和威胁面前不堪一击吗？也许有人指出中世纪的教士更加合适做到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对照。

教士的确是欧洲中世纪主要的知识分子，在很多时候他们也显然是国王们的天然盟友。但鉴于欧洲中世纪在政治上的长年分化状态，以罗马教皇派的一个统一的天主教会实质上根本没臣服于任何一个国王或皇帝。由于教会的的组织遍及每一个国家，教皇和主教们甚至有很多理由可以轻视那些在自己国家也不能享用受限主权的国王和皇帝。当国王和皇帝还不能依赖自己的领地提供经济来源的时候，教会就能在所有基督教地区缴纳什一税；当国王和皇帝们必需跟大小封建制度领主分享政治、军事、法律权力的时候，天主教会早已创建起了一整套自下而上的教会官僚体制，从最底层的神父开始逐级议会选举各级主教，直到由红衣主教会议投票决定教皇。

教会还有自己的一套源于罗马法的法律体系，教士可以漠视世俗的法律，用自己的法律来判决纠纷。在天主教会的巅峰时期，教皇可以让国王和皇帝们匍在自己的脚下，可以解聘皇帝、国王或者任何一个封建制度贵族的教籍。

从很多方面说道，教会都可谓国中之国，而决不是国王和皇帝们的“士大夫”。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对皇帝手中的政治、军事、法律和宗教权力极为倚赖，而在西方，教权和政权的分庭抗礼则奠下了至今仍然有效地的政教分离出来传统。

当然，在一国内部，教士阶层有时候也可以沦为王权的支柱。从卡佩王朝（10—14世纪）起，法国国王需要逐步强化王室的权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就得力于各级天主教会。

本来法国国王只是一个封建制度领主，他的财源几乎靠自己的领地。国王既无法在全法国范围内征收，也无法从法律上管理所有法国人。

很多法国大领主甚至比国王更加有钱人，因为他们的领地更大、附庸更加多。但是，这样一种“大权旁落”的格局，或许根本没影响到法国国王的地位，国王反而可以在敌手环伺的局面下渐渐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这里面相当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士对王权的反对。

在大多数领主、贵族、骑士都是文盲的环境下，教士差不多独占着中世纪欧洲的文化权威和道德权威。但基督教教义禁令残暴，所以教士无法披坚执锐在战场上为自己夺得领地。出于教义的原因和自身利益的原因，教士们对封建制度领主之间的战争十分反感。

要表达他们对和平与秩序的敦促，除了拿上帝吓唬人，教士们的最佳盟友就是国王。因此，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一方面从外部容许国王的权力，拒绝国王遵从教会这个更高的权威，但在一国内部，为了让大大小小的封建制度领主仍然互相残暴，教会又必需压低国王的地位。国王们大约也看穿其中的奥秘，所以他们最反对教会和教士取得领地，也最喜欢用教士和主教做到自己的大臣。

在适当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愿否认教会的权威低于国王的权威。经过上面的对比，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官僚阶层与欧洲中世纪的领主骑士阶层和教士阶层都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又在地位和功能上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们无法说道欧洲中世纪比较平稳的政治秩序来自于领主、骑士阶层更为“忠君爱民”的官德，也无法说道欧洲中世纪的教士阶层比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更佳地保持了社会的道德风尚。

如果我们做到这样的非常简单对比，我们就不会对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有失公允。欧洲中世纪比较平稳的政治秩序，中国古代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不安，这样的宏观结果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无法几乎归咎于各自的统治者阶层，更加无法非常简单地归咎于各自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水准。但很多人却用忽略的对比，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水准上大做文章。他们指出，中国古代之所以需要长期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优势，才是是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培育出有了一个道德高尚的士大夫官僚阶层。

一些学者还指出，要挡住世风日下的颓势，必需完全恢复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权威，必需用先贤的经典和风范来教化世人、教化精英阶层。问题是：如果那些把《论语》、《孟子》倒背如流的古代士大夫尚且无法维持廉洁，我们这些跟古文、古学、古人渐行渐远的现代“士大夫”却何能将“古代的官德”发扬光大？联系到中西方古代历史的真凶，这样的众说纷纭知道有些莫名其妙。过分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实质上不会使我们陷于一种自相矛盾的文化决定论。

在否认现代西方文明的诸多优点之后，文化要求论者要么坚决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是好的，有了它我们就能更佳地糅合西方的制度（“中体西用”论）；要么就说道为了懂西方的制度，我们必需设施地自学他们的文化，还包括他们的基督教。原本文化复古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都宿老某种程度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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